就业话题和九亿农民息息相关。
2004年“中央一号文件”针对当时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,提出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,增加外出务工收入。
2002至2008年,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761元,其中工资性收入贡献了较大力量。进城务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。
在十年打工历程中,李灵珠没有签过一份有法律保障的用工合同,甚至通过黑市到香港做工。在开辟更多农民工就业途径的同时,如何更好保障农民就业权利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。
2006年3月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；2008年12月,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》。这些文件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农民工群体就业权利的保护决心。在农民工就业、技能培训、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,弥补了农民工就业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空白。
通过李灵珠及其家人的经历,我们可发现,当下农民依然主要通过亲友、老乡介绍等传统方式进城务工,城市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难以担当起帮助农民工找工作的大任。我们期待有关部门在培训农民工技能、规范劳动力市场、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方面能多下功夫。
有关部门还应拓宽国际劳务输出渠道,使更多农民能通过正规途径出国打工,并保障他们在海外的劳动权利。梅州、潮汕、江门等广东侨乡,可以发挥语言、乡情等优势,在向国外输出劳动力方面大做文章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轮“打工潮”之后,进入二十一世纪,随着80、90后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加入打工一族,在国内外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下,就业状况变得更加复杂。
值得一提的是,李灵珠及其家人并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,就业之路也越来越宽。这说明熟练的技能对农民进城就业至关重要。而珠三角等地出现的“用工荒”现象,也正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出现新老交替,而不是简单的“回乡潮”老一代农民工有了一定积蓄,想自己做小生意；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但技能不熟,维权意识的增强也使他们在就业时有了更多选择。
从“民工候鸟群”、“血汗工厂”,到“用工荒”、“农民工返乡”,再到“农民工入户”、“农民工考公务员”,十年中,农民就业的“词汇流变”,折射出农民进城就业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。
（佚名）